發布機構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 ||
文件號 | 制發日期 | 2022-12-21 |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 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二十條》),并提出要建立安全可控、彈性包容的數據要素治理制度。數據治理是充分釋放數據價值的基礎性、系統性工作,要充分發揮政府和企業的創新精神和責任感,才能更好地應對日益嚴峻的數據危機,實現數據要素價值的可持續發揮,支撐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下面就政府和企業在數據治理中各自應該扮演的角色談幾點認識。
一、釋放數據價值和守住安全底線應成為數據治理的共識
釋放數據價值和守住安全底線是數據要素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數據的使用會帶來數據安全的隱患,無視數據安全底線會帶來系統性風險,但過度的數據保護會傷害數據價值的釋放。這體現為日益嚴峻的數據危機。另一方面,良好的數據保護會促進數據價值的釋放,而數據的充分使用,也有利于數據的安全保護。這將體現為數據價值的可持續發揮和整體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對于我們都是一個新生事物,對其本質和規律的認識還遠遠不夠,我們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其本質規律。政府要創新體制、明確安全底線,積極引導數據要素市場以有效應對數據危機,同時又要定好位,為實踐和探索留足空間。企業要充分發揮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勇于探索。要把握機會、創造數據價值,更要正視數據危機日益嚴峻的現實,牢記社會責任感,樹立牢靠的企業責任意識和自律意識,從生態共創的視角,壓實數據治理的責任,積極參與治理規范的塑造,遵紀守法不違規。
二、要明確政府定位、創新政府數據治理機制
首先,由于政府掌握大量公共數據資源,并且承擔著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政府應當成為數據治理的推動者和引導者,在公共數據治理中探索應對數據危機的創新機制。一方面,人民政府為人民,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政府以任務為驅動,通過數據產品和服務的使用,不斷優化和提升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為此,政府可以進一步發揮政府采購的引領作用,引導企業參與數據治理體系的實踐和構建,培育專門從事數據治理的數據商和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以此形成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數商創新生態。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在于高質量的數據資源供給嚴重不足。公共數據依舊面臨著“質量不高、價值不大、應用不廣”的治理難題。究其原因在于尚未形成圍繞公共數據價值發揮的從數據資源化生產、服務化開發到價值化應用的完整價值鏈體系。因此,在數據治理領域,政府可以公共數據高質量開放為抓手,以公共數據服務為應用導向,打通公共數據的價值鏈,協調多方力量參與政府數據治理基礎性工作和數據安全能力建設,跟蹤培育數商創新生態發展,圍繞公共數據治理探索數據危機應對機制,引領整個數據要素市場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充分發揮政府有序引導和規范發展的作用。
其次,由于數據要素價值釋放過程安全風險的不確定性,政府要在實踐中學會做好“守門人”和“巡邊員”。數據要素具有和其他生產要素不同的特性,包括非實體、多粒度、可分割和多模態等特性。特別是數據的價值分配和風險分擔的不一致更加突出,數據安全風險的級聯外溢可能導致系統性風險,甚至影響到國家安全。完善數據要素市場監管體系成為了當前時代的需求。為此政府需要劃定安全紅線,明確監管原則,探索數據聯管聯治機制,強化分行業監管和跨行業協同監管。例如,針對數據要素流通,引導企業和數據流通平臺建立使用全過程的合規公證、安全審查、算法審查、監測預警等,指導各方履行數據要素流通安全責任和義務。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數據流通平臺監管制度,制定動態的數據流通和交易負面清單和謹慎清單,明確不能交易或嚴格限制交易的數據項。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數據治理機制和監管體系依舊屬于探索階段,需要建立健全鼓勵創新、包容創新的容錯糾錯機制,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與此同時,政府需要避免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守規矩不越位,不直接參與市場活動,而是明確安全底線和監管紅線,引導行業形成規范,共同打造安全可信、包容創新、公平開放、監管有方的數據要素市場環境。
三、要發揮企業市場主體作用、壓實數據治理責任
首先,企業作為數據要素市場的主體,是數據治理的實踐者和獲益人,更需要以主人翁精神參與數據治理機制的探索。我們知道,數據要素的價值只有通過應用才能呈現,同時,數據要素價值具有非消耗性,可以通過不同視角的探索和開發放大。因此,只有讓更多的企業參與其中,才有可能將數據要素價值發揮出來。發展各種不同職能的數據商和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形成一個完善的數商創新生態尤為重要。各種數據商和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從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也應各自主動承擔其數據治理的責任,建立數商協同機制,相互約束,相互信任。例如,面向數據商及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的數據流通交易的聲明和承諾制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式,圍繞數據來源、數據產權、數據質量、數據使用等內容,數據商及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應以生態中的市場主體普遍可接受的方式進行公開的聲明和合理承諾,這樣有助于數商創新生態的構建。
其次,數字技術天然擁有壟斷性,數據資源更是如此。企業基于大量的用戶行為數據,可以通過技術分析進行精準營銷,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數據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核心資產。然而,數據和算法應用的不規范使用,可能會對市場公平競爭、用戶合法權益、甚至國家安全等造成威脅,會抑制后續創新的產出,影響整個數商創新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一方面,為了營造一個有利的市場環境,政府可能采取一種比較寬松的政策環境,以鼓勵企業積極參與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但是企業不應該簡單抱著“法無禁止即可為”或者“延續慣例”的想法,而是應當牢固樹立企業的責任意識和自律意識,正視數據危機的存在。企業應當將數據規范使用和數字紅利公平分配植入到企業文化當中,積極應對數字創新可能存在的偏見、不公平和倫理等負面影響,實現自身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均衡。另一方面,企業要嚴格遵守《反壟斷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不利用數據、算法等優勢和技術手段排除、限制競爭,而是轉變觀念,從數商創新生態發展的視角來促進整體創新,以此獲得長期發展優勢。
四、多方共創共建數據協同治理體系
總之,釋放數據要素價值,打造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數商創新生態,實現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政府、企業等多方共同努力,在實踐過程中完善數據治理體系。政府要做好推動者和守門人,創新政府數據治理體制,充分發揮政府有序引導和規范發展的作用,為數據價值發揮提供源頭活水,保駕護航。企業更需要壓實數據治理主體責任,正視數據危機,發揮創新開拓的企業家精神,牢固樹立企業的責任意識和自律意識,以主人翁精神、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使得數據價值落到實處。政府和企業合作,有所為,有所不為,共同探索圍繞數據價值可持續釋放的新型政企合作數據治理機制,實現數字經濟時代的高質量發展。
(杜小勇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助理、明理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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